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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398年五月，朱允炆即位，年号建文，史称建文帝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龙椅如此烫手，不到四年的时间他就被“请”下了台，而那个始作俑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好叔叔燕王朱棣。

其实，早在朱棣起兵前，他与建文帝之间的火药味就已经在慢慢发酵，君臣之间的刺探逐渐达到了白热化。

如果建文帝朱允炆没有削藩，燕王朱棣会不会起兵造反，答案也是肯定的。朱元璋在世的时候，排行前三的儿子（朱标、朱樉、朱棡）都死了，排行老四的燕王朱棣成了实际上的长子。

朱元璋儿子虽多，但朱棣是诸子当中最有才干也是立战功最多的皇子，扫平元朝残余势力，统一北方各省。这些战绩很容易滋生野心，有了野心就坐不住了。

朱元璋死后，1398年七月，周王朱橚[sù]被废为庶人，接着湘王、代王、齐王、岷王也相继出事了，削藩的战火很快便烧到了朱棣身上。

公元1399年初，燕王朱棣派王府长史葛诚入京奏事。一入京朱允炆就密召了他，向他询问燕王府邸的密事。葛诚看到风向不对，藩王们一个个倒霉，便和盘托出，将燕王动向抖给了皇帝。

此后葛诚仍旧回到燕王府，但身份已是朝廷内应。不过朱棣很快也觉察到了葛诚的异样，除了神色不对，还时常与王府护卫指挥卢振勾结在一起，且行迹可疑。

同年三月，建文帝派了一位新的按察使到北平，此人名叫陈瑛。他的履历颇受朱棣看重，以人才入贡太学，任过御史，调任北平之前，曾是山东按察使。

按察使在明朝主管一省刑名劾察之事，权势甚重。朱棣很想结交这样的封疆大吏，于是暗中派人向他行贿，陈瑛居然收了。

但这件事很快建文帝也知道了，是北平按察司佥事汤宗告的密。很快，陈瑛便被贬谪到了广西。

经过陈瑛事件之后，朱棣和建文帝都更加谨慎了。为防不测，朱允炆也加紧了对燕王府的监视。他发出一道号令，令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，北平派出的采访使是刑部尚书暴昭。

这实际上是建文帝以巡视天下为掩护，让暴昭在北平刺探朱棣是否有谋反的秘密活动。暴昭很快就发现了朱棣的端倪，并火速报给了建文帝，令建文帝速速防备。

1399年的朱棣过得并不容易，内有王府叛徒，外有朝廷耳目，还时时被人向朝廷告密。同年六月，燕王府百户倪谅上告燕王谋反。

倪谅只是燕王府的一个低级军官，他虽然只告发了参与密谋的燕府官校于谅、周铎等人，但建文帝的反应很大，他专门命宦官到北平将这两人抓至京师处死，并严厉斥责了朱棣。

而朱棣此时只能吃哑巴亏，自己的权力早已被架空。早在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十一月，建文帝就为收拾朱棣这个藩王进行了布局。

首先，调整了北平高层领导，由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（相当于省长），谢贵、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（相当于军区司令），任用自己人加强了对北平的控制。

其次，他还以北方军事告急为名，抽空了燕王府的军事力量。

第三，建文元年三月，在北平外围重重设防，“复调北平永清左、右卫官军分驻彰德、顺德、都督徐凯练兵临清，耿瓛练兵山海关，以控制北平。”

第四，便是派出得力的高级别御史领导监察北平，暗中调查燕王的不法阴事，以便给朱棣定罪。比如上述提到的陈瑛、暴昭都是建文帝派去监察朱棣的人。

从表象来看，建文帝对燕王朱棣的防备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，整个北平城里三层外三层都被朝廷军控制了，这可不就是等于架空了朱棣吗？难怪朱棣起兵时手里仅有八百士兵。

当时于谅和周铎被抓至京师时，在严讯下，他们已经向建文帝吐出了不少燕王秘事，从而使得朝廷得到了朱棣的一些罪证。

如果在此时，建文帝能把握住机会，以燕王的罪证为借口，火速抓捕燕王，可能他赢得机会比较大。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，关键时刻，建文帝却陷入了纠结之中，对策还没想好，先把证人给杀了。

然后又去寻求大臣给点意见，人又没找对人，找得是徐达的小儿子徐增寿。此人是朱棣的小舅子，也是朱棣的铁杆兄弟，这种身份明明就是朱棣的内奸，怎么可能给他正确答案呢？

徐增寿说，朱棣富贵已极，他怎么可能造反呢？我以全家性命做担保，他不会造反。徐增寿的言论最终发酵的结果便是，建文帝给朱棣下了一道诏令，就是我们上述提到过的，将朱棣痛骂了一顿。

但是，朱棣敏锐地感觉到，情况对他有些不妙了，而如果此时动手公开造反，他还没有把握，北平城内外都是朝廷兵马，骤然起兵，等于以卵击石。那怎么办呢？想到这里，他诡异地笑了，从此，他忽然就疯了。

燕王疯了，这个信息很快便传遍了北平城。张昺、谢贵收到消息后，便“特意”冒着酷署来刺探虚假，结果发现朱棣大热天守着一只火炉在烤火，还一个劲儿地在喊冷，连路都走不稳了，对于来人则完全不认识。

张昺、谢贵见状，认为朱棣可能不久于人世，于是将所见之状报告给了朝廷。但是别忘记朱棣身边的长史葛诚，作为建文帝的线人，他常年在燕王府，朱棣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葛诚偷偷提醒张昺、谢贵，别被朱棣所骗，很快他就要举兵谋反了。完了之后，他又亲自给建文帝上报了一封密疏。

但是对于葛诚的告密，朱棣并不知情。为了了解建文帝那边的反应，朱棣派了护卫百户邓庸到南京，以汇报工作为名，探察朝廷风向，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打脸的行为，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
邓庸一入南京便被抓了起来，在严讯下，只好将朱棣装疯和举兵谋反的事全都说了出来，建文帝马上做出了部署。

他发了一道密敕送往北平，下令在北平的张昺、谢贵二人火速逮捕燕王官属：“使约葛诚及指挥卢振为内应”，同时还密令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捉拿朱棣本人。

张信是个墙头草，据《明史》载，说他是听了母亲的话去投靠了朱棣。实际上以他的身份，他对朱棣也有着清醒的认识。

朱棣是一个在北方边疆与蒙古人交手了十来年的能征善战、足智多谋的猛将，对于这样的形势恐怕早有防备，即便抓了他，能不能带出北平城也是一个问题。

张信经过多方面考虑之后，就偷偷跑去燕王府向朱棣告了密。朱棣收到张信带来的消息后，直呼“生我一家者，子也！”。

这样一来，北平对付燕王府的朝廷派，就只剩下了张昺、谢贵二人。而在他们行动之前，朱棣在道衍和尚的帮助下，积极地为反叛朝廷做着准备工作。

就在朝廷对燕王的抓捕行动一触即发之际，建文帝给张昺、谢贵的密诏却不见了。偷盗者并非什么江湖大盗，而是他们“自己人”：北平布政司使奈亨和北平按察司吏李友直。

此二人窃取国家机密之后便去投靠了朱棣，朱棣看完密诏，见又是官府的密探，将信将疑之际，下令将此二人撵出府外。谁知这两个“飞贼”铁了心赖着不走，还说除非把他们杀了，否则绝不出府。

此二人的坚决态度反倒使朱棣相信，这封密诏果然是真的，朝廷对他要动真格了。

话说张昺、谢贵此二人的管理水平到底有多差，才会发生这样国家级的“偷盗”事件呢！可见，建文帝的队友们能力实在一般。

那么面对此种十万火急之态，朱棣又是怎么应对呢？由于兵力都被抽调走了，他得立马组织人马反击。情急之下，他下令给两个绝对的心腹：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和燕山护卫千户朱能，要他们立即率领仅有的800护卫兵速到燕王府来护卫。

与此同时张昺、谢贵也没闲着，他们也将燕王府给包围了，随时可以攻进去，但就是没攻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建文帝的诏令是要抓燕王府的官属而不是家属，所以对于朱棣及其他的家人还是要保护的。这是什么鸟规矩啊!

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们，要找源头，只能怪朱元璋。他在明初就规定：一旦亲王犯事，就要惩罚他王府的官属，意思是他儿子没学好都是王府官属没有正确引导和辅助好的结果。所以说，治罪理应先治王府官属。

本着这一祖制，张昺、谢贵他们向王府内射了一支劝降箭。朱棣没有想到朝廷的动作也这么快，还好，在关键时刻，朱能和张玉都赶到了。

他们三人分析了下形势，做出了应对策略，那就是决不出府，而是让张昺、谢贵二人单独入府，将二人劫杀在燕王府，让北平城的官员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，然后再去对付其余的人就好办多了。

建文元年七月初五，就像他突然疯了一样，朱棣又突然对外宣称他的病好了。燕王府上下也突然忙碌了起来，“大病”初愈，自然要接受内外百官的祝贺。

在此之前，他也将这个喜讯通报给了张昺、谢贵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朝廷要缉拿的“案犯”已经全部被抓起来了，请两位朝廷大员前往燕王府拿人。

张、谢二人当然不信，之后朱棣又派中使去请，并呈上了燕王府属员名单，让张、谢二人来清点，这次他们终于信了。

张昺、谢贵被诱入府内之后，再也没出来，府内的间谍葛诚、卢振也一起陪他们去了西天。

建文元年（1399）七月初六，对于朱棣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，是改变人生的一天。随后，朱棣仅用了二十天左右，就连续夺取了通州、蓟州、密云、遵化和怀来等军事重镇，占领了北平全城。

从此，朱棣大步挺入一场你死我活的皇家夺位大战--靖难之役，他的辉煌注定将被载入史册。